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袭来，造成印度尼西亚25万多人死亡，其中以亚奇地区受灾最为严重。面对灾难，全球各国都踊跃捐助，位于捐赠物列表首位的，当然是食物——一袋袋粮食通过空运和海运送往受灾最重地区。
不过，这样的捐助方式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失去生计的亚齐人需要粮食，但实际上那里有充足的粮食等待出售。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告诉世人不要运送大米。尽管海岸被摧毁了，但在不远的内陆，生活照常进行——事实上，收成相当好。真正扰乱粮食市场的不是海啸，而是不断涌入的一袋袋大米。许多人得到免费的大米，导致当地市场上的大米卖不出去。农民受损，供应链土崩瓦解。“向灾区运送商品，伤害了当地生产者，这事与愿违。”乐施会北美分部政策研究负责人加文·克瑞波克说。
海地的情况更为极端，海地之所以地震后长期饥荒不断，一个重要原因是免费的、或是得到大量补贴的进口大米摧毁了海地当地无法与之竞争的水稻种植户。2010年3月，地震发生两个月之后，海地总统雷瓦尔请求美国“停止粮食援助，以便我们恢复农业，创造就业，让粮食供应链能够恢复。”而在停止直接粮食援助后不久，两国的粮食市场就得到了恢复。
通过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即便是面对巨大的灾难，粮食市场也能快速的调配供应，使得灾民的生活快速恢复正常。相反，如果救灾的方式不当，破坏了局部地区粮食市场的正常流通，也会造成恶果。
今年早些时候，《纽约时报》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在救助人员无法达到的危险情况下，国际慈善组织是如何使用现金以及代金券，通过在市场筹措食物，使得身处索马里最危险地区的饥饿者吃上食物的。
在叙利亚也是如此，在某些反对派和政府军战事胶着地区的难民营，援助人员很难抵达。而通过现金和借记卡的方式调配援助资源，即便是在战事最激烈地区的难民营，难民也能获得食物。负责美国援助项目的负责人沙阿说：“当我们将借记卡和现金援助引入基利斯省的难民营时，我们不仅看到当地人、甚至看到土耳其当地的小贩们也参与到向难民营运送粮食的工作中。”
而且根据乐施会的统计，如果使用现金援助，再由难民自己通过市场方式筹措食物的方式，与得到直接粮食援助的人相比，得到现金援助的人们可以吃到更多新鲜食物，食物营养也更充足。
另一方面，所谓的“粮食战争”和“粮食制裁”面临巨大的道义问题，早就被国际社会抛弃。早在1992年，这一思路就有体现。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先是通过757号决议，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实施全面贸易禁运和制裁。但安理会随后不久就又通过了760号决议，将食物、药品排除在禁运之外。
即便是在2010年底，伊朗核问题最严重的年景。美国官方也宣布，只要用途是人道主义和改善营养的物资设备，包括食品、食品添加剂、化肥和医疗器材等，国际社会都可以向伊朗出口，并不属于制裁范围。而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即便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空前严重，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项目也没有限制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使得其有充足的资金获取粮食。朝鲜方面也是如此，实际上对于朝鲜并没有禁止其进口食品（非奢侈品）和粮食的制裁，相反是各国援助不断。真正让伊拉克老百姓饿肚子的原因，是萨达姆把钱垄断在自己手里，没有去购买足以供应民间的粮食。真正让朝鲜民众挨饿的，主因之一是农业集体化生产，使农民出工不出力，生产效率极低。
通过这几个“极端”情况下的案例不难看到市场调配粮食机制的灵活性，只要有充裕的资金，无论是灾难后、战争中或被制裁国家，都能很方便的从粮食市场中获取粮食。
提到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粮食期货交易，不少人都有个误解，认为这些市场会被某个国家、某些大型食品公司所垄断，还会有不少投行借投机从中牟利。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实粮食市场期货交易的就是粮食订单，而且与通常认为的“投机天堂”不同，粮食期货市场的主要客户其实是农场主和食品公司。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参与期货交易的重要目的是通过期货市场的资本运作降低食品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风险。数据上也支持这一点，根据美国期货监管机构CFTC的统计，CBOT(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美国最大的农产品期货交易所之一)玉米期货一半以上的交易来自玉米及其相关产业的套期保值交易，而交易主体也是如农场主、养殖厂等。(套期保值指在期货市场上买入或卖出与现货市场交易方向相反、数量相等的同种商品的期货合约，进而无论现货供应市场价格怎样波动，最终都能取得在一个市场上亏损的同时在另一个市场盈利的结果，并且亏损额与盈利额大致相等，从而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正是由于粮食期货市场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农场主和食品公司规避风险，交易的很多规则设置也是为此服务的。比如：涨跌停板制度、每日结算制度、持仓限额制度和大户报告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设立都是为了防止粮食期货价格过分波动和少数投机者垄断大量资源。
一方面，交易主体是农场主，交易目的是为了规避风险，另一方面，在交易规则的设置上也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少数集团对某一种产品价格的控制力。这就使得国际粮食价格在整体上能够比较如实的反应供需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针对近年来几次粮食价格波动的研究也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导致世界粮食市场价格波动是供需关系而非投机资本的涌入。
国际粮食市场的另一大特点是供应源多，供应渠道十分松散，这就使得粮食产品的流通性非常好。前面提到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不是“自我封锁”，即便在灾区、战区，粮食也总有办法流通需要的人的手里。
综合来看，影响粮食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供需关系，再加之流通性好。这就使得世界粮食市场有能力面对各种极端情况，根据供需关系和价格合理调配。
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使得工业化的农业生产势在必行，但很多国家因为天然质素就是很难进行这种生产，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8公顷，远低于世界人均0.2公顷的平均水平。但更严重的是，即便这0.08公顷也多是难以耕种或者污染严重的耕地。调查显示，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9.80等，等别总体偏低。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的10至15等地占调查与评定总面积的57%以上；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仅占6.09%。此外，来自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于2011年10月25日批露的数据显示，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而且污染最严重的耕地主要集中在耕地土壤生产性状最好、人口密集的城市周边地带和对土壤环境质量的要求应当更高的蔬菜、水果种植地。
这样的天然条件下，一味强调守住“红线”其实力不从心。目前，中国三大主粮的净进口已成常态，过去三年中，玉米、小麦和大米的进口量都在翻倍增长。根据有关部门的数据，中国的玉米进口在2012年达到520.7万吨，小麦进口达368.9万吨，大米则达到231.6万吨。
对中国来说，改善污染严重亦或劣等耕地借以增加粮食产量是可行的，但依靠全球市场，分工解决无疑更高效。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进口粮食就意味着进口水资源，进口土地资源，还把环境污染留在了国外。
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粮食进口大国，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没有恶化。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3世界粮食安全指数报告，美国粮食安全水平世界第一，中国位列第42位，处于中上游位置，还较往年有所提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榜单上大大领先于中国的，还包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自给率不足40%的日本（18位）和韩国（24位）。
而韩国和日本这种将粮食安全建立于全球粮食市场的模式无疑有所启发。目前中国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在巴西、阿根廷和俄罗斯等国种植大豆以确保国内供应，但大多未成气候。今年9月，中国国有集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乌克兰华沙的上市公司KSG的合作可以算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进步。乌克兰拥有广袤的肥沃黑土，但基础设施陈旧，而中国通过贷款和投资帮助乌克兰重建灌溉系统和推进其他现代化举措，最终将乌克兰变成全球一个主要的农产品供应国。10月，乌克兰本种植季将创纪录地收获6000万吨玉米，并首次向中国出口玉米。
原标题：粮食自主，还是进口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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